• 史国良

    (释慧禅),1956年生,中国当代著名人物画家,1980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班,中国国家画院一级画师,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,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。中央美术学院国画院、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客座教授。  

    他的作品《刻经》荣获第23届蒙特卡罗国际现代艺术大奖赛;“联合国教科文组委会大奖”。为此又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颁发的荣誉嘉奖。他的画风以写实手法,反映现代生活为主。功底扎实、笔墨厚重,是中国写实人物画坛的重要代表。


佛堂内外都有放下和放不下

1995年遁入空门的画家史国良,2010年9月“还俗”,后履行系列手续,进入文化部下属的国家画院任专业画家。

史国良1956年出生于北京。1978年,“文革”后第一次招考硕士专业研究生,他报考了中央美院,并被录取。曾师从黄胄、李可染、叶浅予等人。1980年从美院毕业后,执教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。1989年,史国良移居北美,后于1995年在美国西来寺披剃出家。现为中国画坛人物写实画派的代表人物。

记者:您何时有“还俗”的想法?

史国良:已经很久了。调到国家画院,这是个契机。作为文化部的直属单位,它有其行政要求。

记者:记得您曾言“安做画僧”? 

史国良:画僧,是中国美术史上重要的一页。我出家时,就想要把这一脉传承下来。但是,我还是太理想化了。传统的画僧,多画山水、花鸟,修身养性,或画菩萨,供信众朝拜。我不属于这二者。身在佛门里,我虽然努力用绘画诠释佛法,但画的多为宗教和人的关系,着力点依然是人性的美,这被佛门中人认为烟火气太重。譬如,一位女信众给孩子喂奶,一个小喇嘛在嘬手指头,我就会画《幸福的回忆》,诠释他对母亲怀抱的留恋。这种写实的画法,在艺术上是为人接受的,在其他方面会引起争议。

记者:您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?

史国良:出家后,在美术界看来,我是出家人;在宗教界人士看来,我是画家,一个会画母亲、甚至会画裸体的画家。这样的身份,有些尴尬。后来我想,出家、在家只是一种形式。我对真、善、美的信仰,未曾改变。

记者:言及“形式”,您如何看待“放下”?

史国良:1995年出家时,有人问我,你放得下吗?我说能放得下。再问,你连陪你度过美国最艰难时光的妻儿都放得下,你能爱众生吗?我说,那我放不下。再问,你放不下,还做和尚?……我这个人比较麻烦,这辈子都在一种中间状态里。

记者:您的“中间状态”,是对您的成就,还是对您的局限?这是否与在乎他人的看法有关?

史国良:艺术,一定是自由的、多情的、感性的。这些因素,对人也一定是“双刃剑”。在乎他人的看法,是人性的一部分。只是多少的问题。

记者:您还俗,佛教中人怎么说?

史国良:他们表示理解。佛门进出,也是常态。张大千,也曾有过这段经历。出家时,我不太重视前辈有过这种经历。

记者:引您入佛门的星云大师知道么?

史国良:他还不知道。我相信他会理解。他说,佛法就是活法,活法就是佛法。

记者:害怕非议么?

史国良:有心理准备,但我还是脆弱的。别人不解,我可以接受。但只要别人表现出丝毫的歧视、偏见,我可能会选择沉默。

记者:现在如何看待自己最初出家的选择?

史国良:我不后悔。对我自己,这是很重要的生命体验,也深刻影响我的艺术创作。先“看山是山、看水是水”;再“看山不是山、看水不是水”;经历前者,复而“看山是山、看水是水”。人的心大不一样了。为什么说出国后的人更爱国?可能也是这个道理。

记者:您与佛门的一段缘,丰富了您自己的生命体验,也深刻影响了另两个人的生命轨迹——您的妻子和儿子。

史国良:我妻子等了我15年;儿子的整个青春期,我几近缺位。我后面人生道路上,最要弥补的,就是他们。

记者:您和妻子会履行手续,恢复夫妻关系么?

史国良:会。

记者:和妻子团聚的这一刻,什么感觉?

史国良:悲欣交集。

记者:您现在道谢时依然惯于使用“阿弥陀佛”,如今回望佛门,作何感想?

史国良:也是悲欣交集、感激、愧疚……都有,说不清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