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年的艺术成就，首先是由于文革以后文学艺术创作大环境的改变，破除了束缚文艺创作的种种桎梏，重视了艺术本身自律性的发展，使画家的创作潜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。
从主观方面看，黄胄后期绘画创作的重要变化是向传统回归和不断扩展题材领域，他通过收藏、研究和临摹，并结合创作实践，研究前人的创作经验，形成自己一整套的绘画史观。他画了不少山水画和花鸟作品，并作为补课，挤时间作了不少人体速写，他认为“人物画家应该攻山水、花鸟、缺一不可。如陈洪绶、任伯年以及宋大家皆精能，不然则不能充分表现”。（《妇女》题跋，1984年）“人物画家不认真在人体下功夫不行，吃亏自己明白。”八九十年代，黄胄曾远赴欧州、美国、日本、新加坡等地，举办画展，进行学术交流，开扩了视野，也为中外美术交流做出自己的贡献。
时代，人民养育成就了黄胄的艺术成就，黄胄也没有辜负时代和人民。
